它和朋友的建议甚至天上的云朵没有什么区别。

一般原则是保护自由，例外是对其限制。此类制约应该为法律所规定，为民主社会所必需，并且有利于国家安定、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服务于防止秩序混乱或犯罪、维护健康或道德、保障其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获得的消息、或者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

[106]这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疑难案件的情况。而且，从Muller案和其他一些案件的判决看，也许人们可以预见，国家干涉艺术作品生产和展示的权力，较之于处理那些主要为了赢利或娱乐而生产的材料的权力，将受到更充分限制。事后惩罚包括刑事制裁(Baford案)，民事处罚(Lingers案)和没收(Muller案)等，它们都构成对已有表达的干涉。即使从条文规定看，也不能否认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关于表达自由规定所具有的比较细密的特点。[53] 4． 出庭律师用攻击或刺激性语言代理案件（因而受纪律惩戒）。

例如，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以绝对的措辞规定了言论或出版自由：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人民的言论或出版自由-------，但同时并没有类似于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二款的规定，即表达自由是否可以、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被剥夺。另外，如果传媒所有者获得经营传媒的条件中包括供第三方利用传媒的规定，则另当别论。他区分了权威的两个概念：事实权威和合法权威。

在拉兹看来，每个人都有实践理性，每一个时代都存在着自主生活的人是一回事，把自主当作一个值得珍视的价值看待是另一回事。⑵存在某些行为方式，如果一般性地服从，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个人自主并非仅仅指个人必须基于其对所要采取的行动的理由进行平衡而行动，而是指个人是否基于理由而行动。法律要实现其目标，必须有能力拥有权威。

作为一种重要的正式的社会机制，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合作问题，对实现共同善负有责任的权威，有权利要求服从。第三，法律规则不仅调节规则的创设、执行、裁判等行为，也调整私人行为，并允许对这些规则进行修正，如设定公司、缔结婚姻关系等。

国家的要求对我而言就是一项义务。因为这里不存在靠哪一边行驶更好的问题。这一观点可以导致三个重要结论。[12] H.L.A.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Reason, in his Essays on Bentham: Studies in Jurisprud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 pp. 253-5. [13] Leslie Green, The Authority of Sta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49-50. [14] H.L.A.Hart, Commands and Authoritative Reason, pp.253-4. [15]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Jurisprudence and Philosophy of Law (Jules L. Coleman Scott Shapiro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383. [16] [美]罗伯特·沃尔夫著，毛兴贵译，《为无政府主义申辩》， 第11页。

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单方面改变他人的法律处境，他人****力对抗这一改变。理论权威之所以是确信的理由，不仅是因为人们通常缺乏对某一事物进行判断的必要知识、手段或时间，不能独立地做出正确的判断，还因为人们缺乏对专家建议进行判断的能力。一个自主的人除了服从理性的判断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第二，政府权威必须拥有统治的权利。

一种是限定的、法律意义上的实践推理模型，主要是指第二步。换言之，使得法律权威成为道德上卓越的，是权威的三个命题所表达的权威结构。

（四）法律的品质与权威 根据实践理性要求7，权威应该尊重每一个行为内在的各种基本价值。与菲尼斯相比，拉兹的善依赖于社会形式的主张，导致他主张一种更为彻底的多元主义。

[73] 拉兹进一步指出，即使某一法律体系是良法或是正义的，法律的制裁也是正当的和有效的，法律通过这些技术促进了某些道德价值，并鼓励和支持了有价值的社会合作形式，但是依然不存在服从法律的道德理由。规范性在此是指权威是法律必须拥有的，而不是它可能拥有的或观念上应该拥有的。权威的首要主张，也不是以制裁相威胁或实施制裁的特权，而是无论它发出什么命令，都要求服从的道德权利。不过，在一般性地说明权威的性质时，拉兹主要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实践理性的概念。但这不能证明合法权威的正当性。只要权威根据实践理性的性质和基本善的清单而行动，它就可以主张服从的权威。

菲尼斯进一步指出，博弈理论中的合作模式也不能说明社会合作问题。其次说明菲尼斯基于客观价值的权威论述。

这就要求权威找到一种有效的手段用来促进友谊和公平这两种善。[17] Scott Shapiro, Authority, p.387. [18] Joseph Raz, Introduction, in Authority, pp.2-3. [19] Robert Ladenson, In Defense of a Hobbesian Conception of Law,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9(1980), reprinted in Authority. 以下引文均指后者。

拉兹关于善依赖于社会形式的观点，显然更符合多元社会的特征。但是，当国家要求我纳税时，即使我不想这么做，而且我相信这样做不会受到处罚，我也会缴纳税款。

但第三步表达的是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不能由第二步单独推出。[31]阿罗、森以及罗尔斯等人对这一困境提出了基于公平原则的解决方案。尽管拥有权威意味着权威可以发布各种不同的命令，但权威发布命令的权力会受到社会形式的内在限制。[36]由于稳定的统治都要主张合法性，任何主张合法性或权威的政府，就会受到这一实践理性原则的影响，用该原则指导和限制政府的统治，从而将最初的纯粹的权力或影响力，逐渐转变为对善和共同体的生活的责任。

如权威指令做出了最佳的理由平衡，行为人服从权威指令，因而是基于最佳理由而行动，但由于他是把权威指令当作独立于内容的、排他性的理由接受下来，他没有满足最低限度的自主的要求，还是失去了自主。把权威理解为实施特定行为的道德特权，而不是沃尔夫所说的进行统治的道德权利，拉德森既可以保留合法权威的概念，又能化解权威与自主的冲突。

一个直接的难题是：如果某一个社会不重视自主的价值，基于自主的权威理论就不能适用。但是，法律体系或法治本身所包含的善，对于实现基本善、促进共同善亦具有重要意义。

[15] 最后，沃尔夫的道德自主概念虽然来自康德，但他似乎暗中改造了康德的道德自主概念。法治之所以具有指导人的行为的能力，是因为法治包含以下原则：⑴ 所有的法律都是可预期的、公开且确定的。

换句话说，命令的全部要求是：必须服从，而不是必须相信。但是忠诚不是基本善，是否忠诚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实践。但是，拉兹的理论也面临着一个理论难题。其中，理性的态度产生了三种具体的要求。

由于各种理由之间会存在冲突，由此就产生了实践原则P1：全面考虑之后，个人应该去做基于理由平衡应该去做的事情。这实际上是肯定了个人自主的价值。

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的冲突解决方案不是基于理由的平衡，而是二阶理由依据其类型直接排除并取代与之冲突的一阶理由，由此产生了以下实践推理的一般原则：当二阶理由与一阶理由发生冲突时，二阶理由总是胜出。[55]拉兹的观点是，权威的正当化理由存在于它的特殊的工具性价值中，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存在某些道德上正当的特殊需要，而权威可以有效满足这一需要。

法律和法治作为权威性地组织社会生活的方式理由，是由于它们具有指导人们的行为的卓越能力。⑵，特定的理性态度，即一个理性的人应该运用自己的理性对行为理由作出平衡。